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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美学不能脱离当代生活——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

2019年12月02日 19:35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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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的塑料花,墨香阵阵的画桌,形状怪异的奇石,新近当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先生,把自家的客厅布置成了一个淡雅的画室。获奖那天学生献上的鲜花,被他带回家来插在花瓶里,让它们继续绽放美丽。

2007年春节前夕,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刘纲纪《美学与哲学》、《艺术哲学》、《〈周易〉美学》、《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四本书的新版和一部新著《中国书画、美术与哲学》。

刘纲纪教授在哲学、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书画史论和传统思想文化方面成就卓著。1984年和1987年,他和李泽厚共同主编并由其独立撰写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和第二卷先后出版,被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誉为“中国美学的开山之作”。

现在,这位美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修订和续写210余万字的7卷本《中国美学史》,“我心目中的读者不但有中国读者,也有外国读者,希望能清晰地讲出中国美学的特征和贡献,有助于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呷着咖啡,不停地抽烟,满头银发的刘纲纪像一个顽童一样把身体的大半部分埋在沙发里。在接受采访的三个小时里,他自由谈论着他对当下中国的各种观察,尤其是对青年人美育教育的看法。

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永远是我记忆中最瑰丽的珍宝

记者:首先,很想知道您当选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时,第一时间最想感谢谁?

刘纲纪:武汉大学授予我这个称号,对我是一种肯定和鼓励。我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首先要感谢共产党,这不是套话。我出生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农村,如果不是解放,我不可能上北大。

我在学术研究上几十年来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一代学者有自己的特点,后来的一些人,可能觉得我们比较保守。其实,对西方的东西,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我都研究过,自以为还是一个开放的人,并不简单否定马克思之外的思想流派。

记者:在一篇旧文《说不尽的感谢》中,您曾说:“谢谢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永远是我记忆中最瑰丽的珍宝”,他们对您成功走上治学之路具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纲纪: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所有哲学教授都到了北大。邓以蛰先生收藏了许多书画,每次去他家,他就翻箱倒柜找画给我看,夏天还招待喝汽水。他很有兴致地为我讲解每一幅画,同时也谈到中国书画史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宗白华先生当时住在未名湖旁边的健斋,晚上有路灯,也能去向他请教有关德国哲学与美学、中外美术史上的种种问题。马采先生是留日的,日本研究中国画论的学者很多,遇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就请教他。我的《“六法”初步研究》就是那时开始构思的。

谈到老友李泽厚,我对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观点高度赞赏,也从他那里得到某些启发。对他后期的观点我有不少保留,有时公开与他商榷。《中国美学史》是我执笔独立撰写而成的,但如果没有我们往日长期的友情,没有他极热情的鼓励与推动,我也不会夜以继日地以一种让人惊讶的高速度完成。但如果书写得不好,就是署了他的名也不可能得到好评,相反,很可能会受到奚落、嘲讽。

我现在还保存着在写《中国美学史》时李泽厚给我的70多封信,每封信都充满诚挚热烈的友情,文笔也相当好。如果他同意,可以公开发表。作为老朋友,我们相互帮扶,走了一段不短的人生旅程。

大师不可能像雨后春笋那样长出来,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和一定的历史条件

记者:台湾作家李敖前些时不屑一顾地说:“大陆哪有什么文化名流啊?!”现在您也是著名的美学学者了,您怎么看当下呼唤大师的声音?

刘纲纪:所谓大师,是一种历史的评价,不能自封。大师一定要在学术上有独特和系统的贡献,在学术发展史上产生了特别重大深远的影响。大师不可能像雨后春笋那样长出来,它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和一定的历史条件。还要看到哲学、人文科学的创新和科学技术的创新不同,需要更多、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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