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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路条”和健康证明,从湖北回到上海,同事朋友邻居待我如故|我在上海这些天

2020年02月14日 07:23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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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三口从1月22日回到湖北老家过年,直至今天,一直在“居家隔离”中度过。

只不过前半段,隔离在湖北黄冈麻城农村的大院里。后半段,从2月8日回沪起,隔离在上海奉贤贝港新村小区的高层楼里。我知道,想要恢复“自由身”,至少是2月22日隔离期满以后的事。

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什么大时代大背景下的标志性角色,但由于这次疫情,最近的我似乎妥妥地背上了一些标签:湖北人,也可以叫重点地区人;新上海人,也可以叫返程复工大潮中的一员。两重身份的叠加,让我成为周围邻居、朋友、同事生活中,最关心的“焦点人物”之一。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关心我,我就说说有关我的这些天。

逆行

故事从哪讲起呢?就从春节放假前说起吧。毕竟没有那次出行,也就不会有后面的种种。

1月20日,我干完了年前在医药公司的收尾工作,收拾东西往家赶。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每年春节回湖北老家,已经成为定式。今年,我和妻子计划自驾回。那几天我们忙着收拾回乡的行李,浑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1月22日凌晨4点,我叫起了睡梦中的妻儿准备从上海的家出发,这时,距武汉封城仅一天,距我的老家黄冈封城,还有三天。我不知道当时别的家庭是不是已然嗅到什么,总之,后知后觉的我们仨,就这样“逆向而行”地回了湖北。

老家果然还是一片祥和。父母在村口开了间杂货铺,来办年货的婶婶叔叔们不少,人们关心的话题依旧是:你家买了什么没有?他家孩子回来了没有?朋友圈有武汉的朋友,分享了一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我也没往心里去。

可一觉醒来,23日,一下就变了天。武汉封城了,村里人心惶惶。我想去村委会打听打听,却见他们上上下下忙着布置防疫的各种物资,根本没空跟我说上一句半句。那一刻我才知道,事情已到了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步。

24日零点,黄冈一纸封城令,关闭了所有道口。村干部为了封路,特意让村里一个开大巴车的青年,把车横停在干道上堵死。村民们一下傻了眼,串门的、走亲戚的,骤然少了大半。

尽管身在湖北,但与疫情有关的消息我并不比全国人民知道的更早。封村那天,我们一家9口才慌乱中想起,家里甭说口罩、消毒液,就连感冒药也没剩几颗。一家人在凝重的气氛中开了个简短的会,商量了一下派谁出门囤“物资”。我和身强力壮的弟弟当仁不让。

村里没有店铺营业,我们就一路赶到镇上。镇里还开门的商店不过两三家,兜兜转转一圈,除了买到9个布口罩,别的事一件没办成。从药店出来时,店员甚至嘱咐我,别来了,10天内都别来了,你想要的东西不会有的。

往后,我们一家子没再跨出过大门。9岁的儿子闷得跳脚,也只允许他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好在我们家“坐拥”一家小卖部,如同有一个大粮仓,衣食无缺。

2月4日,是我自我隔离在湖北老家后的第一次出门,粮仓也没油没米了,村里好多家庭“揭不开锅了”,我和弟弟奉村长之命到镇上采购。还记得为了让我的车出村,开大巴的小伙子一路小跑到村口,把车一点点挪开,给我留下一个窄窄的通道。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全村的希望”。

一张路条

留在农村的生活是惬意的。但网络是击碎一切世外桃源的利器,每天关注新闻的我,得知上海即将在2月10日复工,一家人便开始焦躁起来。

说实话我是有些想回去的。一来上海是我的家,二来我听说重点地区回沪人员还要经过14天的隔离才能出动,我盘算着,怎么也得走了。这个节骨眼上,工作很需要我,而我也无比需要它。

但内心焦虑是一回事,实际上当时的我并没有什么靠谱的办法突出这重重“包围圈”——封村、封镇、封县、封市,回上海这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节点和关卡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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